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发布的员工报告中，对中国控制投资增长的能力表示怀疑。该报告指出，危险在于，过度投资最终将导致价格和利润水平崩溃，银行不良贷款堆积，经济增长步伐急剧放缓。

如果一个经济体剩余劳动力和廉价资本泛滥，就很难计算出其投资增长的极限。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迅猛增长(超过10%)，是有可能的。中国经济也许过热，但并未热到“融化”程度。  

更确切地说，中国的危险在于资本配置不当(misallocation of capital)。如果产能相对于需求而言过多，或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国需求，那么资本配置不当就可能导致通货紧缩。低估的实际汇率水平、资本控制、以及鼓励企业将利润用于再投资而非发放股息的做法，都加大了资本配置不当的风险。

问题的核心是实际汇率水平被低估。它鼓励了企业对出口产能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央行保持低利率，以减少市场对货币的投机。低利率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的投资，而资本控制也阻碍了企业在国外寻求更高的回报。

中国一直尝试通过行政命令减少投资。它要求各省限制房地产投资，抑制污染行业的增长，停止建造新的钢铁厂和汽车厂。但省级政府官员相信，经济增长是衡量其政绩的唯一标准，因此他们鲜有行动。即使他们的确阻止了一些投资，这些被停掉的工程中可能包括效率最高的项目。

中国需要的是有管理的汇率升值，提高利率，适当放松对资本的管制，改善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可以直接提高消费水平，又可通过减少储蓄动机，间接促进消费。北京已允许人民币有所升值，但其进程实在太慢。

中国必须转向更加依赖消费。这对斯大林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就不关心人民的福利。但中国政府必须响应人民对更高生活水平的憧憬。中国应该提高支出和消费水平。这种转变开始得越早，就越有利于中国经济、中国人民和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

译者/力文

有韩国来的记者不解的问中国同行，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明星们总是出现在健身房或者拍摄现场，而你们的明星包括那些身价很高的运动员不是出现在餐厅的包房就是出现在夜总会的包房？难道他们平时不训练吗？

更有意思的是一本在中国大陆以强调知识分子趣味的杂志，在采访若干个被大家公认很会吃的名人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谈起了自己的家世传承，其中一个社交名人大言不惭的说，以前我们家请客的时候如何如何。似乎他们都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个食品凭票供应的文革时代。

在中国会吃或者如何讲究吃，已经成了标签一样的背书。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如何吃西餐的礼仪充斥各类报刊之中，甚至连如何恰如其分地吃基围虾都会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当时甚至出现了把吃基围虾时用来洗手的茶水都给喝下去的笑话，但是这并不妨碍更多的新富颐指气使夹着小皮包挥舞着水壶式的手提电话冲进现在依旧红火的顺峰餐厅。如今，宣扬此道的美食倡导者们试图告诉大家，私人聚会性质的宴会，才是反映时代的最强音符。

如果想体现更加的私密性，收到某名人家庭宴会的邀请，将是值得夸耀的事情。主人也会觉得有面子，宽大的餐厅，精美的餐具，训练有素的家庭保姆，虽然我们还没有发展到像英格兰的贵族一样，设计自己的族徽，但也到了给自己的英国瓷器印上LOGO的时候了。虽然我们还没到家里雇用名厨的地步，但可以在自己家里装一个铁板烧的烤炉，然后男主人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给你煎一块好牛肉。

讲求饮食艺术的美食学已经成为评论家新的舞台，他们的聚会非常有意思，他们会非常不屑地说哪家的哪一道菜不好吃，哪家的餐厅在某个特殊的日子会有一些特别好的特卖，就像喜欢购物的姑娘们得知王府饭店又有一次顶级奢侈品的特卖大会一样议论纷纷。我最近听到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一群美食家评论本城一家有两家分店的著名的意大利餐厅，居然批评说他们一家的分量要比另外一家多！

全上海的时髦姑娘都在疯狂学习做一个好吃的提拉米苏。尽管在这个以时尚闻名于世的中国大都市，一种叫做小杨生煎的生煎馒头是个有口皆碑的本地食品，但是丝毫不影响时髦的姑娘们利用周末的下午前往烹饪学校去学习如何制作一种西式糕点。我不知道如果安排一些中国的特级厨师去巴黎或者纽约伦敦这样的时髦城市，开一个如何制作生煎馒头的学习班，会不会像上海的西点学习班一般门庭若市。

但最近一些美食家朋友的聚会却开创了别一种生猛场面。当他们又一次赶集一样聚在当地最好的五星级酒店里面时，对全世界的大餐失去了胃口，而是不约而同想到了生煎馒头。

由于他们中的一位是皮萨店的高管，于是动用私人关系，叫配送中心的伙计，开着虎虎生威的小摩托，带着厚厚的皮包保温袋，在生煎馒头铺买了生煎，用厚厚的专用皮包装上刚刚出炉的生煎馒头，再加上若干碗滚烫的牛肉粉丝汤，运到酒店客房，让吃遍了上海滩所有高级餐馆的美食家们心满意足，连声说道：看来如果生煎馒头也有现代化的物流服务的话，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美食了。